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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烏力吉.白玉華

《清史稿》是現代研究清代歷史重要參考書之一，然而該書中對明末清初科爾沁貝勒明安的撰文似有些謬誤。

《清史稿》（31冊9272頁）“明安傳”稱:“明安，博爾濟吉特氏。其先世元裔，為蒙古科爾沁兀魯特部貝勒。”“明安傳”開篇就犯了致命的錯誤。在明末清初，歷史上確有兩個明安。一是科爾沁部明安，系元太祖成吉思汗胞弟哈布圖哈薩爾十四世奎蒙克塔斯哈喇的次孫納穆賽次子，他是科爾沁部首領之一，科爾沁左翼后旗臺吉之始祖；另一個明安則為元太祖成吉思汗直系察哈爾圖門所屬兀魯特部的首領。《清史稿》的作者將科爾沁和兀魯特兩個部落誤寫成“科爾沁兀魯特部”，并把兩個明安誤為一人，將兩個部落兩個人的歷史，撮合到一起撰文，出錯成了必然。

《清史稿》（31冊9272頁還稱：“歲癸巳（1593年），葉赫貝勒布寨、納林布祿、糾九國之師來侵，明安與焉，戰敗，明安乘驏馬獨身逃去，尋修好于太祖。上聞明安女賢、遣使往聘、歲壬子（1612年）正月，明安送女至，上具車服以迎，與宴成禮。天命二年（1617年）正月，明安來朝，上出郊百里迎諸富爾簡崗，設宴慰勞。明安獻駝十、馬牛皆百，上優禮之，日設宴。留一月，明安辭，賜以四十戶、甲、幣稱是，送三十里。”以上這段歷史，在《蒙古游牧記》、《努爾哈赤傳》、《明代漠南蒙古歷史研究》等好多歷史書中都有明確記載，這個明安指的是科爾沁明安無異議。可是《清史稿·明安傳》中接著寫道：“七年（天命七年1622年）二月壬午，明安及同部貝勒兀爾宰圖、鎖諾木、綽乙拉札爾、達賴、密賽、拜音代、噶爾馬、昂坤、多爾濟、顧祿、綽爾濟、奇筆他爾、布顏代、伊林齊、特靈，喀爾喀部貝勒石里胡那克，并諸臺吉等三千余戶，驅其牲畜來歸，授三等總兵官，別立兀魯特蒙古一旗”云。顯然這位明安率領的同部貝勒都是察哈爾圖門所屬兀魯特部和喀爾喀部的貝勒，這位明安是兀魯特部明安無疑，所以授予了“兀魯特蒙古一旗”。《清史稿》作者以這段史實為科爾沁明安立傳，不僅混淆了兩個明安，而且將兩個部落歸順后金的史實都搞混了。兀魯特部是在天命七年（1622年）歸順后金，而科爾沁明安是在天聰三年（1629年）正月歸順后金的。（《明代漠南蒙古歷史研究》275頁）

?? 《清史稿·明安傳》中還稱：“天聰三年（1629年），與固山額真武訥格、額駙恩格德爾等伐察哈爾，降二千戶。五年（1631年），從上伐明，圍大凌河城。明總兵祖大壽出戰，明安與固山額真和碩圖等夾擊，大敗之。我師偽為明兵赴援狀，誘大壽復出戰，明安及兩翼固山齊進奮擊，大壽敗卻，尋率眾降，明安得優賚。六年（1632年），從上伐察哈爾。師還，以俘獲少，又違令不以隸戶籍，擅以官牛與所屬，復匿蒙古亡者，吏議當奪世職，上命罰鍰以贖。尋以內附諸蒙古所行多違令，罷蒙古旗，俱散隸諸貝勒所領牛錄，明安改隸滿洲正黃旗。八年（1634年），改三等昂邦章京。順治初，三遇恩詔，進二等伯。卒，謚忠順。雍正間，追進一等侯，加封號恭誠。子昂洪、多爾濟、綽爾濟、納穆生格、朗素。”《清史稿》“明安傳”中的這段描述，也都是對兀魯特部明安而言的。從他的卒年到他的子嗣，都與科爾沁明安毫無相干。諸多史料證實，科爾沁明安有十三子，不僅人名清楚，而且領地明確。在后金時期，科爾沁明安的幾位兒子先后赴后金謁見努爾哈赤，《努爾哈赤傳》(106頁）中寫的明明白白，根本沒有昂洪等五人的名字。明顯是“張冠李戴”了。再說科爾沁明安的卒年至今仍未明確。我所見的史書，《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棟果爾傳”中載：“棟果爾科爾沁部人，博爾濟吉特氏，冰國郡王洪果爾從子，父明安嘗與葉赫諾部來侵敗歸，因遣使乞好，天命二年（1617年）春來朝謁，上于富爾簡崗。獻駝十、馬牛各百、留越月。賜戶四十、甲四十及幣。未幾卒。”《蒙古游牧記》（25頁）載：“……洪果爾從子棟果爾父明安，嘗葉赫諾部來侵，太祖自扎喀路擊。明安馬蹶，裸遁。奔追哈達部柴河塞南至，俘獲甚多 。因遣使乞好，天命二年（1617年）來朝，上赴富爾簡崗謁，駝十、馬牛各百頭獻之。未幾卒。”另外《科左后旗志》中也有天命二年（1617年）正月，明安赴建州回來不久而卒之說。那么天命二年（1617年）后的“不久”到底是哪一年呢？“未幾”又是哪年呢？《新華詞典》對“ 幾 ”字的解釋是：“表示不定的數目”，如：他十幾歲等。“未幾? ”的“未”即“十二地支”的“未”，與“十二生肖”的“羊”，讀為“未羊”，“未”代表“羊”。那“未幾”是哪個“羊”年呢？筆者從《萬年歷》中查到16××年的幾個“未羊”年：

丁未年，即明萬歷三十四年（1607年）;

己未年，即天命四年（1619年），

辛未年，即天聰五年（1631年），以上三個年份中，己未年（1619）、辛未年（1631）為明安赴建州（1617年）回來后的年份。那么科爾沁明安活到辛未年（即天聰五年、1631年）了嗎？問題是，自天命二年（1617年）正月，明安赴建州一個月回來? 后的一段時間里，很多史書中都沒有提到過科爾沁明安。根據上述“不久卒”、“未幾卒”推演“已未年”較接近明安卒年，但也只是個推斷而已，有待史學者考證是荷。

?? 《清史稿》為什么會出現這般“低級”錯誤呢？傅振倫先生曾在他“謾話《清史稿》”中這樣表述：“民國三年（1914年）春，于故宮東華門內設清史館，延趙爾巽為館長，從事纂修。總纂五人：繆荃孫、柯劭忞、王樹南、吳廷燮、夏孫桐。纂修三人：金兆藩、章玉、金兆豐。協修朱師轍等八人（一人兼校勘）。后又復設總纂四人，纂修十二人，協修三十七人。在修史十五年中，人事多變，總纂后增至七人，實則到館工作者僅柯、吳、繆三人。”

?? “ 編纂工作大體分為三個階段，民國三年至五年為第一期，經費充足，人員多，成稿較多，惟人自為戰，漫無條例，且無人總閱。六年以后為第二期，因連年戰亂，經費支絀，人員多去。十一年，編者六十八人，重新布置工作，十一年邵章任提調，至十四年大段結束，是為第三期。”

?? ?“史稿初成，仿王鴻編《明史稿》例，名為《清史稿》以示尚待刪訂。未及發印，北伐告成……”

??? “1927年，馬衡、沈兼士、俞同奎、肖瑜、吳瀛等接受北京故宮及紫禁城內清史館時，行政院聘朱希祖教授審查《清史稿》，我預其役。……抗日戰爭時期我供職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在1945年9月1日5卷8期《文化先鋒》發表《三論清史稿》，并在中國史學會刊物《中國史學》1946年第二期發表《重修清史之商榷》。”

?? “現在即流傳有關內、關外諸版本”的《清史稿》又有大陸的點校本，也有臺灣出版的《清史》各有可供參考者。1942年，上海聯合書店有縮小鑄版影印本。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東北時期，也曾據關外二次本刪削重印為529卷本，有?? 鉛印為二巨賬本，有洋裝影印二小冊本。1976年，中華書局出版點校本，以“關外二次本”為底本，并注關內關外一、二次本互異之處。惜余未見日本所印者。”根據傅振倫先生所言，編修《清史稿》正處在改朝換代的戰亂時期，纂稿人員龐雜不定，“ 惟人自為戰，漫無條例，且無人總閱”，書中出現如此謬誤可想而知了。就像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達力扎布先生所言：“《清史稿、明安傳》的作者將不同部落的二個明安搞混了，并將二人的有關材料抄撮在一起寫成了《明安傳》。這個錯誤遺誤后人不淺，近年發表的有些論著都以此致誤。”（《明代漠南蒙古歷史研究》126頁)所言即是，鄙人在編著《博王旗史話》時就曾直接引用《清史稿、明安傳》之內容，釀成以訛傳訛之后果，在此特表歉意，以示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