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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聯想到,在蒙醫的發展史中,在沒有顯微鏡的年代,在城市和專業的醫療場所還沒有誕生的時候,人們在游牧、戰事、農事中,若是迷了眼睛該怎么辦?答案很簡單:人人都是醫生,都會輕巧嫻熟地翻眼皮,會用身體上最柔軟的肌肉——舌——舔舐對方的眼底,在對方無痛、無覺中就取出眼中沙、去掉肉中刺。遇到更為嚴重的情形,眼底創傷灼痛難忍,正在哺乳的蒙古婦女會毫無介意地獻出她們的乳汁,滴幾滴入患眼,針痛頓消……而如今,能夠輕巧嫻熟地翻開對方的眼皮的人,已經只能到專業的大醫院里去尋找了,能夠汁液飽滿地擠出乳汁的年輕媽媽也只能到最偏僻的農村才能找到,嬰兒奶瓶里滴出的乳濁液還能不能立消眼痛誰也說不準了。這遭遇,尤其讓我懷念過去,懷念民間那些妙手回春的“大仙兒”,懷念那些神奇且幾無破費的民間偏方,懷念產生于民間應用于民間發展于民間的蒙醫、中醫、回醫、苗醫……這也堅定了自己從一個外行角度寫完這個跋的決心。
這次經歷,還引發筆者的另一個悲觀設想:如果現代醫療設施、儀器和輔助手段被抽離開,那么今人對于各種日常小病小災的應對,還趕得上趕不上千年前的匈奴人、東胡人、柔然人、烏桓人、鮮卑人?今人究竟靠什么來解救自己?
于是,筆者越發敬畏蒙醫。
作為一個外行,貿然地、“不計后果”地答應編著者寫這個“跋”——這確實是有可能貽笑大方的事情——除了醫學很能啟發人對生命的敬畏,以及啟發對敬畏生命的行為的敬畏之外,還有一個客觀原因,或者叫機緣使然:七、八年前,白力軍老兄正在市衛生局長任上的時候,曾力主在籌建中的X旅游區建設“科爾沁蒙醫藥博物館”,及“科爾沁蒙藥百草園”。當時筆者亦有幸參與某景區的具體工作,便很期待白兄的動議能夠順利實施——因為蒙醫藥的民族歷史文化內涵是很契合X這樣一個人文景區的。當時,他與全國著名蒙藥專家、剛剛卸任T市蒙研所所長不久的柳白乙拉老先生頗為投注心力,很快就完成了策劃、選址,甚至還啟動了一些細節工作,例如著手策劃著名蒙古族藥學家占布拉·道爾吉的青銅雕塑,以及準備向一貫關注蒙醫藥事業的原Z盟老領導Y先生匯報情況等,可惜后來由于一些客觀原因,項目擱置了下來。筆者一向很欽敬白兄的為人做事,真的是愛屋及烏,便對白兄頗為關注的蒙醫藥事業乃至占布拉·道爾吉這位歷史名人(于我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名字)也關注起來,才有了后來被“硬拿鴨子上架”,寫自己并不熟知的“占布拉·道爾吉”,和這個這篇很難跋涉的“跋”。好在,白兄的一切努力,皆出于公益之心,筆者的文字于個人聲名的褒貶便也可以退居其次,于是信筆寫來,表達一種態度,也不失為是一份善良的心念。因而,對于“占布拉·道爾吉”,對于本文要閑敘的“蒙醫”,盡管還有很多不明就里的方面,還有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還有很多誤會和錯解,筆者也還是心安理得的。
現在,容筆者簡述一下這個冗長、生硬、訛誤頗多的所謂的“跋”所要傳達的大意:
一、蒙醫是中華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自十六世紀開始,隨著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藏醫對蒙醫產生了重大影響,藏醫經典理論著作《四部醫典》和古印度吠陀的《醫經八支》等古籍文獻對蒙醫理論體系的形成影響深遠。但這絲毫不會降低蒙醫學獨立存在的價值。
三、從人類學角度上看,中華民族傳統醫學各個分支,就像其它人類文明現象一樣,在太古時期或很久遠的上古時期,是共祖同源的。
四、后來,隨著人類生存空間的領地化,以及領地化之下人類部族的形成、基因的分化,民族醫學分支出現了。(待續)
王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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