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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畢竟,近代以來蒙藏醫交流互動的導向軸來自藏醫。是藏醫醫宗宇妥·云丹貢布于公元八世紀編撰完成的藏醫經典《四部醫典》,深深地影響了近現代蒙醫。問題很明顯:為什么同屬高原游牧民族創造的戰勝疾病、調諧身心、延長壽命的工具——蒙醫——沒有像藏醫那樣早早地結集形成文本理論經典著作?顯然,在彼時及此前更長時間,在博大精深、博采眾長的古代藏醫經典理論面前,蒙醫藥學理論體系建設是滯后的,某些方面甚至呈現空白,以至于許多珍異神奇的蒙醫驗方與療術漸漸失傳。筆者以為,這固然與蒙古民族文字發育形成較為晚近有關,也與蒙古民族戰爭征服和游牧遷徙歷史密切相關。
我以為,很重要的一點,蒙醫藥學理論體系建構的遲緩,是戰爭征服史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之一——戰爭對于文明傳承而言永遠是災難。戰爭,客觀上可能帶來橫向的文明交流、移植、嫁接或載入,但絕不像有的人想當然地認為的那樣是一種文明苑囿的種苗增盛,更多則是被戰事劫掠和強暴之余造就的戰地物種畸變。這種畸形、混亂、荒蕪的戰后雜草地,其間還伴生著海盜船攜帶來的外來物種的可怕泛濫,并非文明的承接與繁榮,更多則是文明的遺恨甚至積怨。而這一切的代價或曰犧牲,也包括征服者在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混亂中,在鐵蹄翻飛的忙亂中,在無暇東顧的戰利品守城中,對自有財富的漠視——在異鄉的城池和牧場上舉辦的慶功宴中,人們可能被新環境的新奇吸引以至于淡漠了古老的牧歌、禱詞以及蒙醫藥。戰爭從來都要犧牲文明,無論是本族的文明還是異族的文明,戰亂從來都不會為醫學提供實驗室,戰事永遠也不可能成為文明的播種機。有時,戰爭對于被征服民族的文化摧殘,往往不及征服者自身付出的代價慘重。這種類似于“文明報應”的現象,可能也是人類社會趣向和平的內因。蒙古民族的戰爭史,犧牲了蒙醫藥理論體系建構的時間與空間,遺憾,亦屬必然。除了戰爭因素,筆者亦以為:蒙古民族在東北亞大跨度的游牧遷徙史,形成了以包容、開放、從容等“慢”性格為特征的社會人格,可能也是蒙醫藥理論體系建設一再被擱置的社會心理因素之一。
七
把目光從蒙藏醫之間關系上再拉遠些,關于蒙醫理論體系的形成,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公元14世紀,古印度壽命吠陀醫學的某些信息隨著佛經傳入了蒙古地區,蒙古族翻譯家希日佈僧格參照畏兀兒和藏文將古印度佛經《金光明最勝王經》翻譯成蒙文。經文第24章里摘述了《圣心八部醫法秘書》中的“平息由赫依、希拉、巴達干引起的疾病和聚合性病癥”的理論。與此同時,古印度的“四大”(地,水、火、風)學說也隨之傳入。正是這些“外來”的概念,以及中國道教和傳統中醫理論中的陰陽學說、藏醫理論中的寒熱理論等,與蒙古醫學樸素的生命觀、診療觀結合在一起,夯實了蒙醫基礎理論的底基,并逐漸生發形成了蒙醫“五元”“三根七素”“六基癥”“寒熱學說”等理論骨架。
這個事實說明,傳統醫學分支之間的關系,遠不是邊界整齊的“非此即彼”,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可能稍微有點令人驚訝甚至失望。實際上,有關資料表明,即便是我們一直以為涇渭分明的世界幾大宗教,在公元前若干世紀的某個時期,也曾發生過不被文字記錄的神秘的“交流”“傳承”,門第清晰的宗教之間亦可能存在“共祖、同源”的關系——但這一點絕不會成為任何一門宗教在信徒中威望價值降低的口實。 (待續)
王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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