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掃一掃
第二,承認傳統民族醫學特定方面的優劣遲速,并不同于為各種民族傳統醫學門類排隊。如前所述,生發于特定時空、特定族群的某一門類的古代醫學,對于那個特定族群的人來說,天然地是最好的醫學,因為傳統民族醫學賴以產生的土壤是無法替代的——這種土壤包括但不限于:那個特定族群或民族的人的生活習性、發育特征、心理取向,以及所謂的基因等等。第三,包括醫學理論在內的人類文明成果,由古及今,越來越呈現交融、借鑒、嫁接等互助性生成特征。事實上,成書于中國唐王朝吐蕃、由著名藏醫學家宇妥·元丹貢布編著的《四部醫典》,亦是交流的產物。它的醫學語匯中富含了蒙醫、漢醫、印度醫乃至阿拉伯醫的語素。在這部醫學經典中,“小茴香拌油加熱后用毛氈包扎”的一種傳統熱灸療法,被稱之為“蒙古灸”,從而將北方傳入的“艾灸”的發明權還給了蒙古人。此外,宇妥·元丹貢布在其它著述中亦多次稱頌“蒙古醫生”在外治療法等領域的開拓性貢獻。《宇妥·元丹貢布傳》一書中,多處記錄他與蒙古醫生共聚一堂討論與醫學有關問題的情節。一些藏文文獻中還記錄了在吐蕃王國行醫的蒙古醫生的行跡。有文獻記載:公元7世紀,即唐太宗貞觀年間,有一個名叫噶萊諾的波斯醫生應邀擔任松贊干布的御醫。噶萊諾的第三個兒子從蒙醫學習,成為著名的“索布滿巴”(意為蒙古醫生)。公元8世紀藏王赤松德贊邀請大唐、印度、蒙古、契丹、波斯、突厥等九域名醫入藏,一個名叫哈拉山陀的蒙古醫生亦在被邀請之列……總之,在藏醫學這個古老的河道中,已然沉埋了蒙醫、漢醫、印度醫乃至阿拉伯醫的“魚籽”,很難武斷地藉此斷言誰師承了誰、孰高孰下。當然,在醫學理論的體系化方面,藏醫確實要早于蒙醫,其原因容后簡述。第四,醫學,顯然具備兩方面有別于其它人文現象的特征:一方面,它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栽培出的最具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兼容性特征的文明果實;另一方面,借由地緣或族緣通道達成的“溶血性”交互作用,使得傳統民族醫學各分支成為諸文明現象之間較難區分彼此的范疇(不同部族的語言似乎也呈現出這個特點)——之所以如此,除了前述地緣和族緣的通道助益,內在的因由在于:醫藥的本旨和功用,使得任何高傲的族群或個體,在治病救人這件事上,在有效的方劑與療術面前,都成了最謙遜的學生,及最和睦的同修。醫學的這種共益性、救濟性,使得不同種族、地域、信仰、文化背景下的人們,成為一師之徒的可能性無限增大,傲慢與偏見在醫學大雜院門前悄然遠遁了。傳統民族醫學之間互相學習借鑒、彼此增益甚至因此“犧牲掉”自身先前的鄙陋臉譜,乃是自然而然的事。這一點,似乎與人類文明中的另一個范疇——宗教——截然相反。因此,試圖像一下子分出不同宗教、教派那樣區分出傳統民族醫學分支之間的截然不同來,并不容易。這樣看來,借鑒甚至師承不同民族的先進成熟的醫學經驗與理論,并不就是本民族醫學的“屈服”與“投城”,恰恰是揭示醫學科學真諦所需的難得的人文精神與勇氣。因為畢竟,借鑒、學習、交流甚或師承,都不會使本民族的醫學喪失膚色或母語;相反,民族傳統醫學,越是善于取長補短,越能增益自身的生命力——就好像草原民族的敖包,他山之石拾來越多,它就越崇隆、神圣和豐腴。
當我們在明晰了上述一些前提的前提下,再來探討和看待蒙醫和藏醫的關系,我們便擁有了某種輕松。
(待續)
王小白
連 載
2016-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