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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悲現狀,占氏看到了“窮人之苦苦于無、富人之苦苦于有”的怪相,世間苦相無所不在,富貴幾可成為劇苦之因,富貴者的苦逼臉孔實在令人不忍端詳。尤其是當富貴重疊了權貴后,在扎薩克衙門上上下下,占氏發現每一個人都堅信“等量的貨幣便是等量的利益”,而從不思忖取得貨幣的手段的不正當性可能加諸給貨幣的詛咒與夢魘;每一個人都堅信通過善行獲得的十兩銀子買來的一乘車馬,與通過惡行獲得的十兩銀子買來的一乘車馬,坐起來同樣威武和安全;每一個人都毫不遲疑地確信,通過惡行成辦的豪富奢侈遠遠強于囿于善念而屈就的赤貧;每一個人都秉持著“不被覺察的惡行就可以做、不為人知的善行就沒必要做”觀念,潛行諸惡且為世智聰明覆蓋下的相安無事而沾沾自喜,而不肯做一點點不為人知的善行……
占氏還看到,在扎薩克衙門上下,甚至連看門的老安達,都不足為奇地堅持以下兩種認知,為自己邪命獲財提供倫理支撐:第一,盡管不正當地——偷、搶、騙等——獲取具體某個私人或私法主體(如合伙的店鋪之類)的錢或羊群是可恥的,但是若能獲取公法或行政法主體——扎薩克衙門金庫--的銀子,則不問手段,概為高超的能力。因為人們認為:衙門金庫的錢不是具體哪一個人的,不正當地騙取、竊取、套取或釣取,皆為本事,并無倫理負擔及良心自責,并不認為這會害及哪一個具體的人。占氏發現這個邏輯無視了稅收積以形成的財政的有主性原理,衙門金庫里的每一坨銀子等比例地蘊積的勞碌和血汗,被良知無視了、玷污了、強暴了,而所有的人包括納稅者本人竟然毫無覺知。占氏發現這種無知極可能成為賣國者恬不知恥和自以為榮的社會心理幫兇……第二,一些通過高額醫療費療愈了的疑難雜癥病例個案越來越多,使得當事者本人和更多的旁觀者、知情者,毫不遲疑地堅信一個鐵律:有足夠多的錢就可以療愈足夠難治的病!由此推及:有足夠多的錢就可以解決難纏的養老問題,就可以擺平一般擺不平的牢獄之災,就可以解決非臺吉種姓者取得永久性具有鐵飯碗編制的臺吉身份問題,等等。占氏在人們的這種事實認知和形象認知之中,推演出一系列可怕的句子:“足夠多的錢治足夠多的病”,“足夠多的錢解決必然要來的老無所依”,“足夠多的錢承辦優越的養尊處優直至老死”,“足夠多的錢足以讓子孫安逸地不勞而獲坐吃山不空”等等。占氏嗅到了這些邏輯中潛藏的愚昧、可怕、固執、恐怖,但難于表白。
也許,就是在這種情境下,占氏驚駭了,選擇了出離,也是“逃離”。
……
當然,以上關于占氏出家因由的揣測,畢竟只是揣測而已,故事應該有更多版本,已非我輩能夠想象。回到冷靜的話題上來,應該說,占氏的出家,他的藥學趣致應該也是一種特殊的“助緣”。中國傳統蒙醫藥學本身就富含了密集的宗教啟示,與蒙醫藥學密切至極的藏醫藥學則富含了更為密集的宗教語匯、譬喻。從某種意義上說,以深邃的緣起觀為重要支點的博大精深宏闊無垠的佛學大百科,一與古老的具有樸素唯物觀特質的蒙藏醫藥學相遇,便呈水乳交融或覆蓋之勢。因此,對于從小就密切接觸蒙藏醫藥學、對蒙藏醫藥學趣致頗深的占氏來說,借此啟發自身對佛陀的信仰或加固這種信仰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就好像貴族身世注定了要為占氏提供出離的契機一樣,富含宗教信息甚或本身就具足宗教內質的傳統蒙藏醫藥學,則注定了要喻示占氏由“醫身”最終走向“修心”。關于古老神秘的蒙藏醫藥知識譜系如何具體啟發了占氏的“慧覺”,相信若能就占氏早年學修的內蒙古東部及青海等地的相關寺廟的文獻進行深入研究,定能得到相關確證,甚至可能獲得意外收獲。
至于直接傳承蒙藏醫藥學的寺院“上師”、“滿巴扎倉”的學修環境等直接的“法緣”,于占氏出家的引領,則不言而喻。
(待續)
王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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