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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起藏文名字,在清朝極常見,是清朝在蒙古地區力倡以平和、慈悲為主旨的藏傳佛教(主要是黃教教派)的結果。黃教在蒙古地區的興盛,確實達成了清朝“黃教興、柔蒙藏”的政治預期,同時也造成了蒙古本族人才培養的畸變。當時不單黃教教義主宰著蒙古人的精神世界,黃教寺廟也變相成為地方文化教育和人才培養的壟斷機構,甚至連給孩子起名字都成為喇嘛們的專事。例如,就在與占氏出生地奈曼旗毗鄰的蒙古科爾沁左翼部,清朝時候它的第一任旗札薩克叫“滿珠習禮”——是著名的清朝國母孝莊文皇后的兄長——這個名字其實就是藏語中的 “曼殊室利”即文殊師利菩薩的直接運用,是從梵文佛經中直譯過來的。時至今日,我們在內蒙古還能隨處遇到起了藏語名字的中老年人,像“確吉”“尼瑪”“扎布”等。由于藏傳佛教的傳承淵源,這些所謂的藏語名字,事實上多是梵文的音譯。人可以選擇死亡,但絕不能選擇出生。占氏一出生即置身于藏傳佛教的場域下,不能不說是一種宗教宿命的“宿命”。
占氏的故鄉內蒙古奈曼旗,明末清初即成為藏傳佛教的“殊勝”之地。據《奈曼旗志》記載,清初時候第一個來到奈曼部和毗鄰的科爾沁部等東部原始薩滿教區域傳播黃教的人,叫“涅只·脫因”——也有記作“納濟·托音”的——大師。他出身于衛拉特蒙古貴族,后入藏求法,學成后返回歸化城繼續苦修。后金天聰八年(公元1634年),他帶領察罕迪安齊呼圖克圖親往盛京,謁皇太極歸附后金,并請求往科爾沁部傳教,獲準。涅只·脫因首先到科爾沁部圖什業圖汗地,有文獻記載此事:“其汗(圖什業圖汗)求法,依喇嘛之命,通令禁止薩滿(博)布教,集無數翁袞偶像焚之,弘通佛法。其次至科爾沁卓哩克圖親王吳克善(孝莊文皇后長兄)處,向民眾傳戒律”。后來,涅只·脫因到奈曼謁見袞王(袞楚克),袞王很冷漠,下了逐客令。涅只·脫因從懷中托出宗喀巴大師金像對袞王說:“你不認我,可這佛爺卻認我!”說話間,袞王發現原本肅穆的宗喀巴金像忽然微笑了。遂當即禮拜喇嘛,皈依佛門,且篤信尤深。這就是“金佛微笑”的故事,其事云何,于意云何,已不得詳知。只是從此,奈曼及科爾沁等地,梵唄聲起,佛事日隆,塔廟漸多,黃教開始廣泛流布,已是不爭的事實。
據統計,從清初至解放前三百多年間,奈曼境內先后建有喇嘛寺廟24座。其中有一座“壽寧寺”——俗稱“大沁廟”的,位于沙日浩來嘎查,最早建竣年份已不得而知。據《奈曼旗志》記載:(此廟于)“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三月重建,次年乾隆皇帝御題‘壽寧寺’匾額”。寺內供奉邁達爾佛銅像,高一丈五尺。本寺活佛封號“扎爾力克因葛根”,轉世了六世。寺中曾有一座佛塔,蒙語稱“巴拉丹畢日幫”,塔形如北京北海白塔,主體四層,高25米,甚是巍峨。大沁廟于光緒十七年(1891年)冬被“金丹道”教徒燒毀,1922年開始第二次漸次重建,直至1939年建竣。可惜重建的大沁廟,在規模上已經小于原寺。
這座寺廟,以及那座叫“巴拉丹畢日幫”的白色廟塔,與占氏的宗教人生頗有些淵源。
在占氏十一歲那年(嘉慶八年),父親巴喇楚克承襲了札薩克多羅郡王爵,王府就位于沙日浩來嘎查。某日,郡王忽然發現東南方向的廟塔,正好投影在王府門口,他覺得人們出入府門腳踏塔影不大吉利,遂決定將王府遷址另建,將王府遷到了現奈曼旗叫來河北岸五福堂村附近。王爺的忌諱,也許只是個人揣測,或來自無知下人的私議。其實,腳踏塔影,何嘗不是一種佛陀的蔭護?想來巴喇楚克郡王新官上任就遷移府邸,應該另有隱衷。這段舊事,很容易讓人想見天資聰慧的幼童占布拉·道爾吉,每天早上由老管家牽著手踏著塔影出門,無意間累積著佛經中所稱的“繞塔”功德,到王府東南不遠處的大沁廟里學習大小五明啟蒙課程的情景,以及每次經過大雄寶殿正門,瞻顧到邁達爾佛(即彌勒佛)鎏金銅像、聽聞到喇嘛們誦經時的復雜表情…… (待續)
王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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