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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遼有沒有萬人坑，萬人坑在哪？萬人坑里到底埋了多少人？還有，為什么會有萬人坑？

為了這個問題，不少人究根問底，答案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日寇侵占東北十四年，殺人無數，尤其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及其所屬細菌部隊，先是以細菌研究為目的，以大量人體做實驗。通遼城南周家圍子村就是鮮活的證據；1945年光復前，又到處撒播疫菌，造成1945年至1949年東北大鼠疫。

這場鼠疫，通遼市（原哲里木盟）是重災區，僅1947年，全市疫點達234處，發病人數19304名，占東北三省總發病人數26183人的73.73%。死亡16139人，全家死絕178戶。成為危害通遼的“無風三尺土，有病百斯篤，遼河開口沒法堵”“三害”，之首。當年，國外媒體紛紛報道，通遼一夜間“世界聞名”。當時，通遼城內萬戶蕭疏，路斷行人，每天死亡者最多達一百五六十人。

當時，通遼剛剛解放，百廢待興，國民黨特務騷擾，飛機轟炸。對突如其來的鼠疫，缺醫少藥，缺乏防疫經驗。在黨和政府的帶領下，于當年冬天鼠疫撲滅。

由于鼠疫期間死人較多，都由防疫隊派人拉出城外掩埋。尸體分南北兩地掩埋，城南為兩處，及東南門及西南門。城北在西遼河大堤附近。

當時城南兩個出口，一個在現永安路立交橋，一個在民主路立交橋。考慮當時一是死人多，二是交通工具僅為大車，出城后，便道兩側均為沙坨，大車行走不便，因此，不會走得太遠，應當就在路兩側。據一些老人講，鼠疫剛開始時，裝殮還有棺材，后來，箱子、柜，甚至馬槽子都沒有了，只能用炕席，秫秸裹尸體，還有一些人就碼放在車上拉走。至于掩埋，到死人多時，挖溝已經來不及，只能用犁杖趟溝，把死尸淺淺掩埋。

死于鼠疫的尸體，身上保有鼠疫菌，待到春天一到，被嚙齒動物及野狗的吞噬，就會再次造成鼠疫傳播。為了做到“滅鼠拔源”，人民政府組織人力物力，對鼠疫尸體進行重新焚燒掩埋。據當時參加過鼠疫尸體翻埋工作的薛公維回憶，：”工作開始，先在水塔的南面挖了五個大坑，深五米，對南坨子的所有墳墓，無論新舊一律挖出來，用棺材板做火化燒柴，將尸體放置其上。火化后將其殘骸運往大坑，再用來蘇兒藥物消毒之后以土覆蓋掩埋處理，以絕后患”。

《通遼市（縣）鼠疫資料》對此也有記載：

“1948年1月5日至2月8日，對通遼火車站附近的墳墓進行消毒，取尸體焚燒深埋。共翻埋處理尸體1710具，尸體碎骨318件，古墳2546座。2月中旬至3月末，動員人工7327名，翻埋尸體25662具，其中鼠疫尸體12863具”。

根據這組數字，通遼城南五個大坑里共掩埋尸骨兩萬多具，叫做“萬人坑”應是名副其實。

當時正是數九寒天，南沙坨子面積很大，再加上國民黨飛機經常來轟炸，零散的尸體難免有遺漏。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筆者隨單位到南坨子栽樹，一崔姓師傅頭一鍬就挖出一顆骷髏。

薛公維說，大坑的位置在“水塔”南邊，當時城內只有一個水塔，就是通遼火車站的水塔，除供應鐵路用水外，還有一條線路通往日本人開設的“滿鐵醫院”，就是現在“圈樓”東南角。據此判斷，五個大坑位置應在鐵南與城北和平路相對應，且距離老車站不算太遠的地方。

另一處鼠疫尸體集中的地點在城北。當時城北一帶死于鼠疫者當掩埋于此，當時通往城北道路有兩條，一條是走交通路出老北門（現科區政府東側），另一條是走和平路出東北門。當時，出北門后，路西為亂墳崗，路東一直到和平路東北門外是一片莊稼地。現西拉木倫大街北側有一道土壕，俗稱“二道壕”，壕北和平路一側，現科爾沁賓館一帶原有蒙古敖包，日本人占領通遼后，為紀念死于抗日軍民搶下的孤魂野鬼，在此修建“忠魂塔”；東起和平路，西至交通路西一百米，南自“二道壕”北至“三道壕”，即俗稱北大壕的西遼河大堤南一百余米，解放后辟為國營苗圃，后改成果樹園。果樹園有東西南北四個門，其南門與北門遙遙相對，如越過“二道壕”南莊稼地，即后來修建的內蒙古民族大學校區，可與城里的民主路相對。

西遼河北大堤南側，據史料記載為鹽堿不毛之地，偽滿統治時期亦為一片荒地，無人耕種。至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出果樹園北門，道路兩側仍是植被稀疏，很少有草木生長。這里就是傳說中的萬人坑。

關于1947年在這里翻埋尸體的具體情況沒有文字記錄，但是總數應有幾千具。按習慣說法，叫做“萬人坑”亦無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