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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遼建鎮時，已經進入民國時代，讀書的目的，已經不再是走科舉之路繼而走向仕途。尤其是對于大多數早期來通遼經商、耍手藝的人，讓子女讀書更注重其實用性——不要求有多大的學問，只要能學會記賬、寫書信或書寫簡單的文書足矣。

   通遼在建鎮不久就有了師塾。據資料記載，建鎮第二年，通遼城里已經有師塾三家，城外四家，師塾先生8個。

   1912年，中華民國教育部頒發《普通教育辦法》和《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前者共14 條，主要內容有：各級各類學堂均改稱為學校，監督、堂長一律改稱校長；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小學應注重手工科。

   當時的通遼草創初成，以前也沒有“學堂”之類，無所謂改。至于廢止“讀經科”，也一時難以實現。其實，連教育部也拿不出一套完整的新式教材。即便后來民國政府對教材內容有所規定，但通遼天高皇帝遠，再加上通遼當初延聘的師塾先生一肚子“子曰詩云”，哪里談得上新式教育？直到1916年設鎮時，通遼鎮才由一名叫李慶的“辦學委員”主管教育，邊遠鄉村哪里管得過來？

   師塾，“南北大炕，書桌擺上”，炕上坐著的學童，年齡不等，高矮不同，一個屋檐下，一個先生，因入學時間不一樣，所學的課程也不同。師塾先生要按著入學先后順序教授不同的內容。這邊教完“人口手足，山石土田”，再教另一邊的“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如果還有再高年級的，接著教“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

   通遼于1914年正式稱鎮，同時成立設治局，局長富明哲，設治局內下設教育公所。

   1915年11月，“孫憲祖、孫秀山等呈教育公所應準，在通遼鎮創立一班初等小學校，召集學生30人”。

   翌年3月，李慶任通遼鎮辦學委員。同時，孫憲祖、孫秀山創辦的初等小學被遼源縣批準為鎮立國民學校，“租房十間，招學生二級。”這一年，還成立三所“鄉立國民學校”，鄉立第一國民學校設在胡家園子，一校一級；鄉立第二國民學校設在敖登臺，一校一級；鄉立第三國民學校設在小巴林太塔拉（即小白音太來），一校一級。

   別小瞧了這四所學校，五個班級，卻是老通遼現代教育的發軔之舉，

   新式學校與師塾教育的較量

   1918年（民國七年）6月26日，通遼正式實行縣治，此時通遼縣的地面，不僅是民國元年開放的巴林愛新荒地段，“達旗河南河北荒”也并入縣界。總面積6,520平方華里，東西長二百余里，南北寬七八十里至百余里不等。經過六年建設，通遼城也頗具規模，四周加筑了城壕，分列八門；鎮內早已預留出“修建衙署及警、學、審檢各局所立街基”。“城內商鋪三百余家，房屋逐漸增修，街市繁興，大有發達氣象。”轄區內已“有村屯63個，又新搭窩堡百余處，蒙漢居民約有萬余戶，男女六萬余人。先后放荒已墾熟地22,000方。

   通遼城人丁興旺，原來的一所“初等小學”顯然已不能滿足需求，通遼鎮學務委員李慶“函請設立鎮立高等小學校”并很快獲得批準，學制為7年。

   1919年（民國八年），通遼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就是成立勸學所，教育界元老李慶卸任，由馬希駉擔任勸學所所長，郭文陣、王文厚為勸學員。這時候的通遼縣，國民學校已經發展到17所，學生657名，職員17名。高等小學一所，學生56名，教員2名，職員1名。值得一提的是，馬希駉從1919年任勸學所所長，一直到1929年改為通遼縣教育局任局長，前后十余年。關于馬希駉本人，現有資料談及到他的很少，只知道他在1914年成立預警辦事處時，馬希駉任預警總長，1915年將預警改為正警，設立分所長時，他曾任分所長。此外，此人還插手過金融業。1917年，為創辦銀行做準備，他與張天一、辛毓琦等人發起“暫設公益錢莊，籍資接濟地方商工業，以固銀行基礎”。

   1923年，通遼縣勸學所改為教育公所。高級小學已有3所，4級，共144人。初等小學22所，32級，1,137人。同時，將縣勸學所改為縣教育公所。第二年，馬希駉開始整頓私塾。

   1924年，縣教育公所確定各區設立改良私塾14所。

   這時，通遼縣已經過十年建設，通遼城內街道井然，商鋪林立。尤其是鄭家屯至通遼鐵路修通，更加刺激了城市的發展，很快取代遼源、小庫倫牲畜交易中心的地位。糧食等農作物外銷外運數量也十分可觀。教育事業經歷十年建設也有了很大發展。

   但是，私塾教育畢竟在人們腦海里根深蒂固，對民國推行的新式教育人們還一時難以接受。這種現象不僅在鄉下普遍存在，城里一些頭腦守舊的人，也一時難以接受。在李慶任學務委員的1916年，就曾對私塾進行過整頓，并嚴查私塾先生資質，“發現鎮內及小巴林太來有五名塾師文理不通資格不符，報請遼源縣教育公所取消他們的教授資格”。

     1925年縣行政公署發布訓令：“通遼地處偏僻，人們很不開化，只近私塾而遠學校。雖有縣里及公立學校各若干，可是村屯私塾仍不見少。長此下去，對于學務前途影響很大。因此，令各區長及警察所長迫其各屯私塾在十日內立即解散”。

   為了解散私塾，不惜動用警力，不可謂力度不大，但是，私塾教育仍不肯輕易退出歷史舞臺，往往是馬希駉前腳剛走，私塾隨即開學。當時交通不便，交通工具只能靠騎馬，盡職盡責的馬希駉只得提請縣公署再發訓令：“鄉間私塾林立，有礙學校學額并誤人子弟，對私塾嚴加控制。學校缺額多者，距校五里不得設私塾。缺額少者，距校三里內不得設私塾”。為嚴格控制私塾的生存和發展，還采取另一措施，對師塾先生進行“資格考試”。經考試合格，“給予證書，方準成立私塾”。從《訓令》內容可以看出，這次整頓的根本目的，是私塾的存在，影響到了學校的發展。因此，才采取了“三里”“五里”不同的“彈性規則”。

   普及新式學校，遏制師塾，說到底，并不僅僅是兩種教育方法的較量，而是一場革命。僅從教學內容上就可看出優劣。私塾教育，教材無非還是老一套，新式學校的教材卻有了很大的改觀。初級小學年限為4年。課程有：修身、國文、算數、手工、圖畫、唱歌、體操、女子加縫紉；高等小學年限為2年。課程有：修身、國文、算數、歷史、地理、手工、唱歌、體操。男子加農業，女子加家務。此外，教學內容上也有重大改變。教材中逐漸摒除封建性內容，加強自然科學和職業教育；開始采用白話文、新文學作品及翻譯作品。這些，都是那些師塾先生門聞所未聞的。

   1926年，通遼成立第一所初級中學（前身為師范講習所），學制三年，全部為男生。當年只招收一級，學生45名。1929年秋季，增招一級師范（男女兼收），稱通遼縣師范講習科。1930年春，將女生分出單設，為通遼縣立女子師范講習科。

   至九·一八事變前夕，該校畢業三期學生。

   鐵蹄下的奴化教育

   “大日本帝國萬萬歲”“大滿洲帝國萬萬歲”。這兩句話，時隔近半個世紀后，退休副教授李生仍然記憶猶新。他只在農村上過半年小學，他說，其它的都忘了。

   1931年12月，日本帝國主義侵占通遼，翌年，偽滿洲國成立。從此，科爾沁人民開始了近十四年鐵蹄下的生活。

    1932年，日本人扶持下的通遼縣政府下設教育課，王文厚被任命為教育局局長，召集人員，恢復教育。當年恢復小學4所，新建小學3所。在原有縣立初級中學的基礎上，附設師范講習科。

   為了籠絡人心，加速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采用“文治”手段，把小學作為重點，這時，通遼城內出現了日本小學校“（尋常小學）”“女子學校”，還由包作屏創辦一所“私立全民初級小學”。

   不論城鄉，所有的學校都廢除原有教學秩序、內容、教材。并開始編輯奴化教育的教材。在新教材出籠之前，暫時使用《四書》《五經》。

   提起當年在日偽統治下的學校生活，許多老年人記憶最為深刻的是屈辱兩個字。不論小學，中學。每天上課前要行早禮，向東方遙拜“天皇陛下”和偽滿洲國皇帝，唱像哀樂一樣難聽的日本國歌。中國話被稱作滿語，日本話叫做國語，日語成為必修的主科，國高，即國民高等學校學生在學校講話時必須用日語。后來，又發明一種漢語、日語混雜在一塊的“協和語”。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即位詔書》《回鑾訓民詔書》《時局詔書》，要求學生做到“倒背如流”。1936年實行日語檢查制度，經考試可取得“特等”和“一、二、三等”日語翻譯資格。反叛的學生心中不服，又沒有辦法，只能背后把日語說成“狗雜一媽死”。當時，校長大多為日本人，少數由中國人擔當校長，說了算的依然是日本人。

   體罰，在學校經常發生，犯了校規，輕則打“協和嘴巴子”，重則跪玻璃碴子。有時候，校長把兩個學生叫出隊伍，令其當著大伙的面互扇嘴巴，直打得嘴角流血，臉頰腫脹。

   日本人知道，中國五千多年的傳統文化根深蒂固，是中華民族立足之本。于是，就在教材上動手腳，實行“中國日本化”原則，先是把地理、歷史可合二而一，后來又干脆取消，代之以灌輸奴化思想的“國民道德科“（后改成建國精神科）。此外，強迫學生軍訓，還要花大量時間參加“勤勞奉事隊”勞動。

   馬希駉其人

   馬希駉，是《通遼教育志》中唯一一位被列入人物傳的。他不僅在老通遼歷史上任教育主管時間最長，為普及現代學校教育花費精力最多，而且還是一位高風亮節，面對兇殘的日寇，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純爺們。

   馬希駉，遼寧省遼陽縣人。光緒二十三年考入奉天法政學堂，光緒三十四年畢業。由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委充交涉司署練習員，后委充洮南府土地自治司統計員。1911年，巴林愛新荒務局成立，馬希駉來到通遼，并在城里定居。成為通遼城名副其實的第一代居民。1914年，通遼鎮成立預警辦事處，馬希駉人預警總長。翌年，鎮預警辦事處改為正警，設警察分所，馬希駉任分所所長，1917年，馬希駉“被士紳推舉為巴林愛新荒農林會長兼充名譽學董”。1919年，通遼縣成立勸學所，馬希駉任所長。1923年，縣勸學所改為教育公所，馬希駉任所長。1929年春，通遼縣教育公所改為教育局，馬希駉任局長。

   馬希駉先后從事教育工作十三年，盡心竭力，不辭辛勞，在新舊教育制度轉換時期，為推廣新式教育，廢除私塾而奔走呼號，為通遼現代教育的普及和發展所做出的努力，可謂居功至偉，

   馬希駉一生品德高尚，治學嚴謹，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具有崇高的民族氣節。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寇入侵通遼，他們得知馬希駉不僅有學問，且無論在官商各界及民眾當中都有極高的威望和良好的口碑，遂對其百般勸誘，要他出來做官，馬先生抱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信念，堅辭日偽政權的誘惑，不與日寇合作，惱羞成怒的日本人見軟的不行，便將他押送到沈陽日軍憲兵司令部，妄圖軟硬兼施，逼其就范。在被關押的三年時間里，馬希駉經受住威逼利誘，絲毫不改初衷，直至癱瘓。后經地方及家人多方營救方獲自由。他回通遼后，隱居賦閑，與1937年（偽康德四年）12月21日逝世，享年6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