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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通遼建鎮一直到解放前，通遼總體上來說應屬于消費型城市，這一點從城市產業結構就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多是傳統手工業為主導的作坊
     解放前，通遼城沒有規模較大的制造業。幾家具備較先進機械設備的工廠，也就是電燈泡廠、修械所、火磨廠（用機械進行糧食加工）、印刷廠等，其余都是一些，即：槍爐（制造砂槍）、硝鍋、皮毛加工、醬菜、釀酒、制胰（生產肥皂）等傳統工藝的小型生產企業。再有就是一些從事手工業的作坊，如染坊、粉坊之類。這些手工作坊雖然雇工很少，可戶數較多，還多為家庭式經營，但卻是老通遼經濟的重要部分。據記載，解放前的通遼僅染坊就有五六家，周邊人民的穿衣和生活所需布匹都由這幾家染坊供給。染坊以手工織造土布和染色，即蠟染為主要工序，織造的布匹俗稱麻花布。盡管工藝落后，織出來的布匹粗糙，但麻花布吸汗、保暖，穿起來也很舒適。另外，就是粉坊居多。粉條易儲存，吃起來滑潤綿軟，是北方人都喜愛的食品。并且通遼地區盛產制粉的原料綠豆、土豆、地瓜，制粉原料的就地取材，進一步促進了家庭式粉坊的發展。到1934年日偽占領時期，通遼已有粉坊20余家（含農村），雖然這些作坊普遍工藝簡單，生產手段落后，但年加工粉條、淀粉（粉面子）已達20萬斤。

第二、以服務、典當行業為主流。
     無論什么時代，什么社會，服務行業都是一個城市的經濟主體，老通遼城也不例外。解放前通遼城內到處是飯館、茶館、旅店、大車店或妓院，另外就是遍布大街小巷的典當行、估衣行與銷售雜貨土產的日用品商店，這些服務為主的行業，是全城主要的經濟產業。

第三、人員多從事個體手工業者
      因為沒有大型的制造和生產企業，城內居民沒有就業門路，除了少數釀酒、醬菜等小企業能接納一些人就業，其余大部分人為了生存都成為了個體手工業者。如：鐵匠、木瓦匠、皮匠、剃頭匠、鋦鍋匠、掌鞋匠、掛馬掌等等與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業。

 迅速崛起的商家

    
      商業方面，建鎮之初的1913年，通遼城內只有小商鋪20余家，但到1914年僅一年間就猛加到了50多家。當時較大的商鋪有榮升福、鼎合興、聯盛長，這三家商鋪都是經營土產雜貨兼農副產品收購。主要商品為棉紗、棉布、綢緞、洋油、火柴或鐮刀、鋤頭等農牧民生產生活必須用品。1918年，通遼行縣制時商鋪已達到150多家。根據1919年資料統計，整個通遼縣內從事商業的已達到225家，其中比較重要的行業有典當行、燒鍋、右方等，如隆興當，慶元永燒鍋，茂盛油房，元聚堂雜貨店等等。到1922年城內有了400多家商鋪，1926年竟達到1500家。這一時期也是民國時期商業發展的鼎盛時期。到1926年，通遼已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肉牛、騾馬交易中心，且交易量相當可觀。同時，大宗的糧食（玉米、高梁、黃豆、雜糧）、皮毛、皮張、獸骨、中草藥等開始銷往外地。

 十年間形成的商業“八大家”

解放前的通遼比較有名的商家有8家：東泰龍、隆興玉、同鄉居、貴長興、天慶東、慶玉久、袁記、隆興當。他們的共同特點都是多種經營，即經營糧食、土產，百貨。
       東泰龍是雜貨店，兼營一些油、鹽、醬、醋等人們生活必需品，后開的醬園、燒鍋，門市名叫東順利，位置在明仁大街與交通路交匯處東北角。解放后，原址成為國營蔬菜商店，但人們還是習慣叫東順利。隆興玉是典當鋪，但也兼營農產品收購和雜貨，一度還生產糖果。同鄉居是醬園，主要生產醬菜，位置在明仁大街繁華地段。貴長興是一個貿易貨棧，也是一個雜貨店，是通遼最早經營保險的一家企業。天慶東是劉振廷的產業，原是一家燒鍋也是通遼第一家白酒制酒廠。慶玉久是一個雜貨店，主要經營農副產品、日雜。袁記經營雜貨、日用百貨、服裝等。八大商家中絕大多數在農村還擁有土地。有的還把城里的商鋪用名冠與了自己擁有土地的地區。如通遼城西豐田鄉的原名隆興當，就是其中之一。
         以上8戶比較有影響的商家崛起于1914年至1924年十年間。這段時間工商業發展，不光體現在燒鍋、雜貨店、當鋪，其他產業也有較大的發展。比如1915年，通遼只有一家藥店，叫通會藥店，到了1920年，藥店就發展到15家。主要有廣生堂、和泰豐、萬金和、和發源、泰和興、德太興、仁和長等。

一花獨秀的東泰隆燒鍋 

      
       東泰隆原本是一家雜貨店，經營副食品，后來資本逐步雄厚后擴大了經營范疇，又開起了燒鍋。燒鍋位置就是解放后的通遼制酒廠，現在的蒙古王酒廠。
        在東泰隆燒鍋成立之前，通遼的白酒都被小街基的天慶東一家所壟斷，天慶東是由劉振亭出資建成。由于小街基是一片洼地，周圍每年都有大量積水，加上當時水井很淺，這就使天慶東的白酒質量大打折扣。東泰隆成立以后，因地處西遼河東岸，地勢高，水質好，所釀制的酒就優于小街基。除了在質量上勝過天慶東以外，東泰隆還采取了靈活的銷售策略，他們在門市里準備小菜，凡是前來買酒的，可以“先嘗后買”。這一辦法果然奏效，很快銷路大開。
        另外，東泰隆勝過天慶東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一個“誠”字。當時，通遼城周邊有一些蒙古人種莊稼，但他們世代習慣于以物易物的簡單交換方式，加上為人厚道，不知商場詭譎之術。天慶東每到收糧食時，后院都要備有酒席，只等拉著糧食的勒勒車隊一進城，早已迎候在城外的人就把車隊拉進天慶東大院，一頓好酒好菜之后，趁賣糧的蒙古人酩酊大醉，天慶東的人就把白酒、鹽等隨便裝上勒勒車，其實根本沒按等價交換。而東泰隆作為商人，缺斤少兩、壓等壓價之事雖然也偶有發生，但比起天慶東來畢竟要誠實得多，好的名聲加上好的質量，很快使天慶東燒鍋門庭冷落，關門歇業，最后只剩東泰隆酒廠一花獨秀，獨占了通遼白酒市場。

日偽壟斷下的通遼經濟

        
        1931年底，日寇占領通遼，通遼地區經濟全部掌控在日本人手里。日偽政權通過各種“組合”壟斷經濟命脈，通過配給制控制主要經濟作物及工業原料。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控制、剝削，使通遼地區經濟萎靡，市場蕭條，民族工商業受到空前的打擊。
       1932年5月，日本人設立通遼縣監務緝私分局，任命王作羲為局長，實際上，像縣公署、警察署等機構一樣，所謂的縣長、局長、署長不過是傀儡。實權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所謂緝私分局，主要是對日本人壟斷的糧食、油料、皮張、鋼鐵等戰略物資嚴加控制。
       1933年9月，偽滿洲國公布《商標法》和《商標規定原則》，對工商業開始干涉，又加百斯篤流行，造成商業蕭條，其中皮毛業受影響最大，通遼城里當年倒閉20余家。10月，開始對水泥、酒、棉花等產品實行統治，不準私營業者經營。11月，設通遼商務會所糧食集市。
        1934年2月，偽滿洲國公布“石油股份公司法”，取消了通遼地區私營商對石油的經營。7月，偽滿洲國成立大定工業公司，通遼地區的工業原材料收購和銷售全由這個公司所屬在通機構獨攬。
       在日軍占領時期還對經濟實行壟斷，掐斷了民族工商業資金鏈條。在日本侵略之前，通遼分別于1918年設立天華富銀行通遼辦事處、 1931年2月9日 成立中國銀行通遼分行。同時，有當鋪70余家，也可為企業進行小額貸款。
        1933年1月 偽滿中央銀行通遼支行接收民國官銀號，民族資本被日本人徹底取代。
       通遼為糧食主產區，以糧食為原料的加工業曾一度十分興隆。至1929年，全縣就有農產品加工業95家，其中燒鍋5家，豆油房16家，麻籽油坊6家，碾磨房25家，粉坊13家，麻繩鋪16家，醬油坊8家。
        到日軍占領后的1934年，全縣仍有油坊12家，年生產豆油34萬斤，麻油5萬斤；燒鍋僅剩1戶，年出酒72萬斤；有磨坊12戶，年磨面粉42.8萬斤；有粉坊20戶，年產粉條、粉面子20萬斤。
       但由于此時的日軍戰線越拉越長，戰爭規模不斷擴大，為了滿足軍需供應，對糧食加大了控制力度，并很快實行配給制，糧食收購、加工都實行統一管理。還禁止老百姓吃細糧，發現誰家有大米白面，則以“經濟犯”罪名投入監獄。當時，老百姓領到的糧食越來越粗糲。
        1936年4月，滿鐵參與并設立了滿洲鹽業公司，為的是加強通遼地區鹽業專賣的統治。
        1938年，城內先后成立了專賣品會社、生活必需品會社、滿洲會社、興農會社等組織。
        1939年10月，偽滿洲國公布了《特產品專管法》，對大豆三品（大豆、豆油、豆餅）實行收購、配給及輸出一元化統治，還在通遼設立了滿洲特產專管會社。同時，興農合作社在通遼城內下設糧棧組合，糧谷之類統由糧棧組合經營。日本東洋棉花株式會社，獨攬了棉花、棉布、棉線的經營；煙酒經營權也由日本人尚田在縣城內成立的“東亞公司”專統。
       1940，日本人伊藤萬又在通遼成立伊藤萬株式會社，獨霸了絲綢經營；還成立生活必需品配給所，對魚醬、海菜、罐頭、粉條、陶器、肥皂、手套、襪子等實行配給制。由于各種專賣品會社相繼成立，通遼地區民族工商業受到排擠，市場日趨蕭條。
       1942年，通遼縣“出荷糧”占年總產量的50%老百姓在豐收之年仍過著半年糠菜半年糧的生活。
        綜上所述，隨著日本人戰線吃緊，供應不足，更加殘酷地勒索百姓。到日本投降前夕，老百姓沒有棉花、布做衣服，穿的是“更生布”和“更生棉”，就是把破舊衣服打碎后的棉屑再織成布，一穿就破。所謂的“更生棉”是把纖維被打碎，根本不保暖。
        在日本人的高壓控制下，中國人開的企業、商鋪沒有原材料，沒有貨物，只得紛紛歇業。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明仁大街、中心大街繁華地段十室九空，大街上一片蕭條。